“义与利的千古之辩与我们千年的农耕文明有关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的观念问题，而是千年以来国家整体结构的需要。

农耕社会必然是以农业为主体，农业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。农民以稼穑为要务，农为本商为末，重本抑末合情合理。其次，把农民用捆在土地上是最好的统治手段，可以很大程度地减轻治理成本。再次，重农抑商会很顺利地贯彻道德标准。务农必然使人勤恳、正直，而商人是要追逐利润的。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一